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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所屬書籍: 天幕紅塵

1

星期五的晚上,方迪房間的燈亮了一夜。

方迪脖子上掛著專業監聽耳機,一會兒抽口煙,一會兒抓起酒瓶喝口啤酒。那台專業的開盤錄音機轉轉停停,她聽一段,摁下暫停,嫻熟地操作鍵盤打成文字。錄音機里的內容是對方把採訪錄音通過電話傳輸從北京傳到紐約的,方迪再用麥克風對著電話聽筒把錄音採集下來,所以音質很差,有些說話片段需要戴上耳機加大音量反覆聽,再結合前後內容判斷才能明白意思。從國內傳過來的關於葉子農的調查資料有傳真文件和採訪錄音兩部分,她需要把兩部分匯總、歸納,形成一份簡明扼要的調查報告。

方迪出身於軍人世家,爺爺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父親是少將,哥哥軍校畢業後就下連隊,走的也是從軍道路。方迪從小在北京軍區八號家屬院長大,簡稱「軍八大院」,因為大院有一種「比」的風氣,比誰家的孩子有本事,比漂亮,比才藝……所以大院的孩子特別能吃苦,軍八大院也就有了「魔鬼大院」的別稱,意思是孩子受苦的地方,從軍八大院出來的孩子都以此為榮,常掛嘴邊一句話:我是誰?魔鬼大院出來的!

方迪19歲就讀紐約聖尼耶爾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讀完新聞學碩士又報考聖尼耶爾大學商學院,攻讀工商管理學碩士,還有一年即將畢業。她從19歲獨自離開北京,在紐約這座城市已經生活6年了,已經逐漸適應了這座多元文化的國際大都市。

這是聖尼耶爾大學商學院附近的一座學生公寓,分4種戶型,可以獨租,也可以幾個人合租。方迪是一人獨租的小戶型,衛生間和廚房很小,除此之外就只有一個15平方米左右的房間,集客廳、卧室、書房於一室。房間里除了單人床和衣櫃,最顯眼的就是靠牆擺放的一張裱畫檯子,2米多寬,1米多深,上面擺了一堆新聞采編的設備,有專業錄像機、專業攝像機、開盤錄音機、有線麥克風、噴墨印表機、電腦、顯示器、音箱,儼然就是一間新聞采編工作室。除了這些還有台式化妝鏡、化妝品、碗筷等生活用品,這雖然不是一張嚴格意義上的桌子,卻是集梳妝台、寫字檯、電腦桌、視聽編輯、飯桌於一台。裱畫台、單人床和衣櫃擺放得很擁擠,硬是擠出了門口的一片不到5平方米空地,視覺上顯得很不協調。方迪喜歡跳舞,這塊空地是她閑時練舞的專用領地。

開盤錄音機時斷時續。

陝北延秀當年村支部書記的聲音:子農剛下鄉嘛,那時還是個娃,我問他會做啥,他說會打架,那我說那你去看山林吧……

陝北延秀一女村民的聲音:子農那髒得呀,脖子上生瘡,手都凍爛了,就那,人家不耽誤學習,那《資本論》啥的,厚得像磚頭……

陸軍作戰部家屬院前居委會主任的聲音:哎喲,是1978年平的反吧,房子和補償款子農都沒要,那孩子倔,說那是父母的命錢,花不出去,他說他們都是黨的人,要尊重他們的信仰,他們的東西都當黨費交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位學者的聲音:有過幾次交流,見解獨到,我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專家。他去柏林是必然的,東柏林是研究共產主義運動變化的重要標本,我相信子農已經預見到了柏林牆即將倒塌,作為學者當然希望目睹那一幕,見證歷史……

方迪一邊工作,一邊不時通過衣櫃的鏡子看看自己。這個角度不是巧合,是她從一開始布置宿舍就設計好的角度,這或許是女人的天性,大概沒有哪個女人不喜歡孤芳自賞。她看著鏡子里的女人,鏡子里的女人也在她腦海里不斷幻化,像一個風情萬種的極致女人。

……

調查報告終於整理出來了。

關於葉子農的調查報告

葉子農的父親

葉輝——1918年出生,1935年參加紅軍,1937年入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畢業,歷經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歷任排長、副連長、營長、團長、師政委、陸軍作戰部參謀,少將軍銜。1967年被造反派隔離審查,1968年被送五七幹校勞動改造,1970年因勞累折磨誘發肺部槍傷致死,時年52歲。

葉子農的母親

林靜如——1928年出生,上海大資本家的女兒,1947年參軍,1949年入黨,1950年被派往莫斯科大學學習,1952年在朝鮮戰場與葉輝相識,1953年任外交部俄語機要翻譯,1967年被造反派批鬥,因不堪凌辱投河自盡,時年39歲,留下遺書:我對黨是忠誠的,我對共產主義事業是忠誠的,請黨審查我。

葉子農本人

葉子農——1954年出生,1960年入北京軍區機關小學,1966年入北京紅杉中學,1967年因父親被隔離審查和母親「自絕於人民」而在學校深受歧視,糾集團伙稱霸一方,遊盪在校園內外打架鬥毆。1970年初中畢業下鄉,到陝西延秀插隊落戶,做護林員,因為打架不要命遠近聞名。為了搞明白父母至死都忠誠的那個信仰到底是什麼,從這一年起他開始大量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為了直接閱讀原著刻苦學習英語、德語。1978年父母平反,葉子農把落實政策的房子和補償款全部都替父母當黨費交了。同年中國恢復高考,葉子農考入黃埔政法大學,兩年後退學。1981年葉子農考入六祖佛學院,兩年後再度退學。1984年沿當年紅軍長征路線進行革命歷史考察。1987年在陝西清東油田開辦汽車修理廠,涉嫌利用價格雙軌制倒賣緊缺物資。1988年僑居柏林至今,目的是以東西柏林為標本研究共產主義運動變化,據一位學者說葉子農對柏林牆倒塌有預見,去等待目睹那一幕。

綜合被訪者的評價,一、懶散,沒有上進心。二、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專家。

1991年9月20日

方迪把原始文字和語音整理出來,形成簡練的敘述文字,再把中文稿按照要求翻譯出一份英文稿,兩種文字稿各列印3份,天色蒙蒙亮的時候做完了全部工作。她困極了,倒在床上便睡,直到被鬧鐘叫醒,睜開眼猶豫了一下,看了看床頭的課程表,一翻身又睡了。

2

中午過了飯時,老九店裡的員工都下班了,午飯後和晚飯前員工們有一段不到3個小時休息的時間。老九沒回家,在辦公室里準備紅包。明天就是中秋節了,按店裡的傳統,每年的春節和中秋節都會給員工發紅包。老九的生意不景氣,紅包的錢數也是象徵性的。

到了4點多鐘樓下開始熙熙攘攘起來,員工們又來上班了。老九聽到樓下的動靜,把一沓紅包鎖進抽屜,拿上幾張不知是新舊的報紙下樓了,到吧台要了一包煙和一個印有本店廣告的一次性打火機,自己出去了。他沿斑馬線穿到馬路對面,順著人行道往東走了大約20多米,那兒有一家大型超市,超市門前入口處是一個長方形平台,環平台三面有台階,他就在平台西側的台階上墊上報紙,面朝西坐下,這個位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飯店。

老九不嗜煙酒,至少沒有煙癮,只是碰到一些場合抽個一兩支。今天他是想抽煙,或者說是為了抽煙而抽煙,似乎抽煙已經成了一種思考的象徵,或者是釋放煩惱的方式。自打他從柏林回來以後,他的煩惱越來越重了,飯店不溫不火的生意比以往更加刺痛著他。臨近中秋節了,飯店也掛起了彩帶、燈籠,但是節慶的氣氛也並沒有讓他的心情好起來。

格羅蒂亞大街車來人往,一年四季像集市一樣繁華而喧鬧,人行道上不同的腳步、不同的表情匆匆而過……老九就這樣久久地、靜靜地凝望,一支接著一支地抽煙,都抽到嘴苦麻木了,他還在繼續抽,好像在故意虐待自己。這一刻他覺得自己像一粒塵埃,沒有人在意他的存在,也不需要在意,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誰……其實不是,他是忘了嘴苦,只顧在心裡念叨一句話了:難道我老九這輩子就這樣了?

忽然一個走出商場的熟人發現了他,說了一句:「九哥,坐這兒幹嗎,看妞呢?」

老九應酬地一笑,看著那人走遠了。

一會兒,又有一個聲音叫他:「九哥,坐這兒幹嗎呢?」

老九聞聲移過視線:「喲,是方迪呀。」

方迪說:「去店裡找你,吧台說你在這兒呢,說你都坐好幾天了。」

老九不好意思地說:「沒有,就昨天坐了會兒。下午沒課了?」

方迪說:「有,不很重要,逃課了。九哥,調查結果出來了。」方迪說著,將包里的文件袋拿出來交給老九。

老九非常高興,接過來連說:「太好了,太好了。」說罷趕忙抽出來看了看,英文、中文的都有,很滿意地點點頭,從身下分出一份報紙說:「你坐會兒,我先看看。」

方迪也坐在台階上。

老九看了一遍中文稿的,說:「這下有底了,一看就不是瞎糊弄的人。」

方迪問:「一萬美金,你不覺得代價太高了嗎?」

老九說:「我知道這事的難度,沒點背景是辦不來的,也辦不了這麼快。跟羅家的事比起來這點錢真不算什麼,沒準兒我那5萬也能收回來呢。」

方迪又從包里拿出一個長方形的紙包遞給老九,說:「這個你拿著。」

老九問:「什麼?」

方迪說:「你先拿著。」

老九接過,一上手就有感覺了,說:「錢?」

方迪說:「用了2000,除了長途話費還給他們買了點小禮物,都不是值錢的,就是表個謝意。還剩8000,你點一下。」

老九的臉色立刻沉了下來:「你寒磣九哥?」

方迪說:「我說一萬,如果是可辦可不辦的事,也許你覺得代價太高就放棄了。」

老九說:「那也不行!這錢也不是我一人出的,你給誰省啊?」

方迪說:「九哥,你別急呀,容我解釋一下行嗎?」

老九說:「你說。」

方迪說:「我不是不想拿,是不敢拿。其實我到現在都拿不準這事的深淺,話費單和購物發票我都保存了,賬目清清楚楚。這事是沒事則已,一旦有事,是不是以牟利為目的性質就不一樣了,這個深淺我還是知道的。我一個丫頭片子能有什麼能耐,人家幫我還不都是沖我爹來的,雖然我不是國家工作人員,但利用的還是公務權力,拿了你的調查費就是利用國家職權牟利,一旦有事這牟利的性質就嚴重了,這不是害我,是害我爹呢。」

老九不知道該說什麼了:「那你看……這……」

方迪說:「你當我願意整天累死累活的?是沒辦法,我得掙錢哪,學費、房租一大堆開銷呢。雖然苦點,可沒後遺症,睡覺踏實。」

老九說:「其實你要亮明身份,會有很多人找上門關照你的。」

方迪說:「不說這個了,這事就這樣了。九哥,你坐這兒幹嗎呢?」

老九說:「這生意一直半死不活的,愁唄。」

方迪笑笑說:「那也不能坐這兒呀。」

老九感慨地說:「我在想啊,人家都見路不走了,我還不知道路在哪兒呢。要是羅家這事讓我攤上了,我該咋辦呢?說不定我會愁死呢。」

方迪說:「我的論文選題又被導師否定了,還遭了白眼,我都想找個地縫鑽進去,可沒有哇,那就厚著臉皮硬扛唄。發愁的事誰都有,慢慢就熬過去了。」

老九笑了笑,說:「好啊,借你的吉言,慢慢熬過去。」

方迪起身說:「那我就不陪九哥聊了,明天演出,我去總會再跟指導碰個頭。」

老九也站起來說:「我也得去趟商會,把文件送去。」

……

送走方迪,老九自己收起一份調查報告,然後開車去了華商會。

華商會在加拉邁北街一幢樓房的一樓,門口停著幾輛車,許主席站在一輛車旁跟人說著什麼,一個小夥子往車裡搬東西。

老九停好車,走過來跟許主席打招呼:「老許,幹嗎呢?」

許主席笑道:「九哥來了。這不中秋節了嘛,給幾個老關係送點月餅。」

老九走近了說:「葉子農的調查結果出來了,這不,剛拿到就給你送來了。」

許主席說:「走,屋裡坐。」

進到許主席的辦公室,老九把調查報告和8000美元拿出來。

許主席詫異地問:「錢沒用完嗎?」

老九說:「人家不掙這個錢,只收了2000成本費。」

許主席看了調查報告,說:「嗯,跟口傳的差不多。行啊你,路子挺硬的嘛。」

老九說:「嗨,別提了,人家是真不願意沾這事,也就碰上我這麼個不識相的。」

許主席說:「辦成了就好啊。」

老九說:「要是戴夢岩還刁難葉先生,後續資金我出了,我信他。」

許主席說:「我和老錢商量過,沒凍結那12萬補償金,有點過分了。這裡面戴夢岩的利益最大,真到成事的時候用錢,我看她比誰都掏得快。」

老九說:「朋友說,有人也在調查葉子農,走的是正規渠道。」

許主席說:「可能是紅川方面,人家也要摸摸底呀。」

老九問:「那事怎麼樣了?」

許主席說:「聽雪紅說還不錯,名單多報了5個,葉子農也沒說什麼。」

老九說:「這種事要放開了,那還不跟漲潮似的,要不咋叫出國潮呢。」

許主席拿出通訊錄查找電話號碼,一邊說:「我得跟布蘭迪說一聲,人家出的錢,這就算有個交代了,再讓他抽空把錢拿回去。」

查到了號碼,許主席給布蘭迪打電話,先打到布蘭迪辦公室,布蘭迪不在,許主席這才想起是周末,又打到布蘭迪家裡。

那邊布蘭迪接到電話,很職業地問:「你好,哪位?」

許主席說:「我,老許呀。」

布蘭迪馬上變成了隨和的語氣,說:「是許主席啊,你好!你好!有事嗎?」

許主席說:「柏林,葉子農,想起來了?調查葉子農的報告送來了,跟你說一聲,有個交代。另外調查費沒用完,還剩了8000,你什麼時候抽空拿回去吧。」

布蘭迪問:「調查報告是英文的嗎?」

許主席回答:「當然啦,你花的錢嘛。」

布蘭迪說:「好的,好的。你稍等,我馬上去拿。」

許主席對布蘭迪的反應有些意外,愣了一下,說:「哦,好的好的。」

放下電話,許主席說:「他說他來拿,好像挺感興趣。」

老九說:「想拿就拿唄,在柏林他們爭過幾句嘴,話不投機。」

許主席忽然怪怪地笑了,說:「剛才布蘭迪聲音不對嘛,有點喘氣。」

老九一時還沒明白,問:「怎麼了?」

許主席笑著說:「過生活呢。」

老九哈哈一笑,說:「你看你,壞了人家的好事。」

3

布蘭迪接到許主席的電話後反應異常迅速,馬上開車來到了華商會,他讓女朋友在車裡稍等,自己進了商會,也就是幾分鐘工夫就拿著調查報告和8000美元出來了,許主席把他送到門口,招招手看著他開車走了。

駛離華商會不到兩公里,布蘭迪靠路邊停下車,就在車裡看文件。文件內容不多,但他看得很仔細,看過一遍再看一遍……文件印證並放大著他在柏林的那個微弱的敏感,他的心情也在這其中發生著變化,他感到正在看清一種東西,並且被這個東西推動著。他覺得自己那種躊躇滿志的感覺又回來了,那種躊躇滿志只在他大學剛畢業的時候曾經有過,那是一種久違的、已經被平淡歲月磨滅了的感覺。

女友說:「回去再看吧。」

布蘭迪彷彿沒聽見,而是自言自語道:「我的直覺是對的。」

女友問:「什麼直覺?」

布蘭迪說:「如果一個人不是因為工作去研究馬克思主義22年,說明什麼?」

女友說:「說明他是笨蛋,誰的書也不用讀22年。」

布蘭迪又自語:「如果我的判斷沒錯,這將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有很大價值。」

女友問:「什麼事?」

布蘭迪收起報告說:「工作,你不懂。現在我送你回家,晚上不跟你吃飯了。」

女友不滿地說:「你總是這樣,一完事就讓我走。」

布蘭迪說:「我有事要考慮,很重要,我需要一個人安靜。」

……

布蘭迪先把女朋友送回家,然後再回自己的家。布蘭迪住在曼哈頓上東城一座高層公寓的22層,上東城面積不大,房價很高,是富人比較聚居的地段。這套公寓曾是羅家明一家初到紐約租住的房子,也是羅家明與布蘭迪認識的地方,那時的布蘭迪還沒離婚,與妻子住在另一套公寓,自從離婚後他就一個人住在這裡了。

布蘭迪躺在寬大的沙發上,就這樣躺著,他想啊,想啊……不知不覺房間里的光線越來越暗,直到夜幕完全落下,眼看著銀色月光透過落地窗灑落在地板上。或許夜色的沉靜更能催化他的思考,他也沒有去開燈,讓自己沉浸在夜色里,只是偶爾抽支煙,借著微弱的月光往茶几的煙缸里彈彈煙灰。無數個理由、辭彙、可能……像螢火蟲一樣在他腦子裡亂紛紛地閃來閃去,漸漸形成關聯、邏輯,形成一個理論上可預期的結果。

這時候他才感覺到肚子餓了,起身打開燈,但是並沒有先去廚房,而是先到書房打開了電腦,然後才去廚房找吃的。冰箱里儲存了很豐富的食物,他拿了一個漢堡用微波爐加熱了一下,一邊吃著一邊走進書房,吃完漢堡擦擦手在電腦前坐下,打出了一個標題:

大型電視片《共產主義運動一百年》立項申請報告

陸陸續續,他又打出了一些零散而具有提示性的重要詞語:東歐劇變……世界格局的新態勢……與東歐當局推行變革政策所呼應的政治理論……東歐民眾的心理傾向……東歐市場分析……西歐和美國市場分析……亞洲市場分析……13億美元市場預期……有效利用迪拉諾廣播公司的庫存資源……葉子農……特定人選……政治背景、家庭、身世……迪拉諾廣播公司在世界範圍的權威度和影響力……大尺度、大視野……

隨著思考他寫下很多零散的提示,零散的提示逐漸變成提綱,而把提綱變成完整的立項申請報告,他還需要更多的時間。布蘭迪申請立項的理由主要有3個,一是他認為遇到了合適的人選;二是以東歐各國當局的政治利益和民眾的心理傾向驅動市場利益,兼顧歐美民眾的勝利感所可以獲取的市場利益;三是有效利用迪拉諾廣播公司的庫存資源,低成本。布蘭迪的構想並沒有政治上的考慮,而是利用政治時局獲取經濟利益,提高公司國際影響。所謂解析共產主義運動一百年,只是載體、手段。

此時的布蘭迪並不知道,在這個城市裡還有一個與他獲得同樣信息的老九也在關注著同一個人,只是各自的心事不同。他更不會想到,正是他今晚的思考從此拉開了葉子農多事之秋的序幕。而此刻遠在中國紅川的葉子農也不會想到,他介入羅家的債務危機就像推倒了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債務危機還沒結束,多米諾效應就已經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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